永徽之治到底是什么樣的

唐太宗除了言傳身教之外，還經過書面形式總結自已的領導經歷，對李治進行教育。貞觀二十二年(648)，他親撰《帝范》十二篇，從《君體》、(去讒》、《戒盈)、《崇位)、《賞罰》、《務農》、《閱武》、《崇文》等篇目來看，是在系統地總結自己君臨天下的統治經歷，頒賜給李治，作為他即位時效法的榜樣。

為此，太宗又在《帝范序)中告誠李治必須居安思危，小心謹慎：“戰戰兢兢，若臨深而馭朽;日慎一日，思善始而令終?！辈⒅刂赋觯骸靶奚碇螄?，備在其間。一且不諱，更無所言矣?！碧铺谠谒艚o李治的這份政治遺言中，對自己進行了恰如其分的點評，以為自己并非是“一無是處”的全人，而是一個功大于過、益多于損的君主，告誠李治不要學習他的過錯，要學習他的利益，確實是有識之見。

唐太宗精心培養太子，目的當然是為了保證“貞觀之治”的政治可以延續下去，不致于中止。任何一個封建統治者在尋覓自己的接班人時，都會考慮到已行方針的連續性問題，唐太宗當然也不例外。唐太宗逝世后，高宗李治即位，他違循太宗的教誨，適應民意，繼續推廣貞觀末一度中止過的休養生息方針，為繼承貞觀之治發明了有利條件。

永徽初，股肱大臣的攻見共同，是構成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，均田令的繼續遵循，促使經濟進一步昌盛;以詩賦取士的推廣，擴大了進士科的人選;《唐律疏議》的頌布，完善了貞觀法制;平定西突厥的暴亂，保護了唐王朝領土的統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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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切都說明唐高宗李治在政治經濟、文化、法律、軍事方面的成果，比貞觀時期擴大了，故封建史學家稱之為“水微之治”，乃至與“貞觀之治”混為一談。

唐容親景云年間，有個名叫韓琬的官員上疏指出：“貞觀、水徽之間，家不動而耕者眾，法不施而犯者寡，俗不偷薄，器不行底，吏貧者士恥同到，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;罰雖輕而不犯，賞雖薄而勸;位尊不倨，家富不奢;校園不勵而勤，道佛不懲百戒;土木質厚，裨販費蚩?！?《新唐書韓琬傳》)

“永徽之治”正是“貞觀之治”的繼續和發展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也是唐太宗用人策略的一個勝利。對此，司馬光贊嘆道：“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，以杜禍亂之源，可謂能遠謀矣!”